心理咨询知识

东航坠机后,心理专家想对家属说:“所有反应都是正常的”

澎湃新闻
2022年3月25日19:59 澎湃新闻官方账号

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马弘向澎湃新闻记者强调,在一场灾难发生后,除了专业的心理专家,“其实所有参与、旁观的人,都是专业人员。”在这个过程中,社会支持是尤为关键的,一方面,是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,另一方面,要解决最让家属着急的问题,例如传递准确真实的最新搜救信息,因此,媒体也是心理救援的主体。


3月22日,在广西梧州藤县,武警广西总队官兵在东航MU5735航班坠机事故现场核心区搜索黑匣子。新华社发(江怀鹏 摄)
3月25日,东航MU5735失事的第五天,截至10时,应急处置指挥部已组织安排375名失联旅客家属到事故现场吊唁,为家属开展心理辅导500余人次。此前事故发生后,广西卫健委第一时间派出专家组前往现场组织紧急医学救援工作,值得注意的是,此次专家组中也包含全区各地首批心理专家50余人。
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办公室主任钱英看来,这样的灾后心理干预是必要的,她曾经参与“6·13”十堰燃气爆炸事故、武汉疫情等灾后的心理危机干预,是北京大学危机干预课程负责人。
事故发生的当下,家属可能会麻木、恐慌、封闭或不停地寻找、崩溃,直到接受与哀悼,“这些所有反应都是正常的。”钱英告诉澎湃新闻记者,“尊重他,(让他)用他的方式去处理就可以了。”目前最重要的,是激活他们周围的支持系统,家人与朋友,陪伴他们一起度过。
这也是马弘在20年前参与大连“5·7”空难后的心理干预时所做的。事故发生后,她曾陪着三个空乘人员的家属一周,照顾他们的生活,倾听他们说话。当孩子最终要与妈妈告别的时候,她陪着他放漂流瓶,“让他把想给妈妈写的话放在里边。”
马弘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。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后,她成为中国第一支灾后心理危机干预队的队员,此后参与了大连“5·7”空难、非典、汶川地震以及天津港爆炸等几乎所有国内大型灾难的心理危机干预。
马弘向澎湃新闻记者强调,在一场灾难发生后,除了专业的心理专家,“其实所有参与、旁观的人,都是专业人员。”在这个过程中,社会支持是尤为关键的,一方面,是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,另一方面,要解决最让家属着急的问题,例如传递准确真实的最新搜救信息,因此,媒体也是心理救援的主体。
【以下是澎湃新闻与钱英、马弘的对话】
每个人处理哀伤的方式不一样
澎湃新闻:这次空难事故,您觉得哪些人群可能需要心理危机干预?
钱英:一般灾难的暴露有4种,第一种直接暴露的,经历这个事件的人。第二类是亲人伤残的,(也就是)航班上工作人员、乘客的亲属。第三类间接暴露,咱们都算第三类,通过图片、新闻受各种影响。第四类,经常遇到这些事情的人群。这次空难事件的话,就是救援人员、消防、警察等工作人员。空乘人员其实也是高危人群。
澎湃新闻:机上人员的亲属,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心理支持?
钱英:我们先了解他的心理状态,他们通常有4个心理状态。首先,可能还在麻木(状态),不知道该干啥,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,一定要协助他。比如说有些人恐慌得吃饭喝水顾不上了,给他弄吃的喝的;他现在啥也干不了,让他找到周围的亲戚朋友,陪伴他一块去度过。
但是也有人的麻木是相反的,他好像很冷血,该上班上班,一点反应没有,但其实这两类都属于麻木的状态。
我们不要去批评他说,你怎么这么冷血,它其实也是一种反应,也是一种自我保护,周围的人要去理解他,让他去接纳自己的反应,不要自责。
第二个状态就是,他们会不承认,不停地找。我曾经干预过一个(家属),半年(后),她(会)给老公手机打电话,觉得他活着。这叫否认,可能需要专业人员干预。
在第一、第二个状态的时期,别老跟他提这事,他接受不了,那个时候提,他可能会更崩溃。
第三个状态是,慢慢接受了,就会很沮丧。尤其是家庭里重要的角色没有了,比如老人家里,年轻人去世的,会有崩溃的感觉。如果进入这个状态,就得多支持。但是劝的话,他可能是不爱听的,会觉得,你站着说话不腰疼,没发生在你身上,你怎么知道我有多痛苦?就陪伴他就好了。
通常的话,大部分人在3-6个月能走出来,进入重组期,哀悼、告别,完成未完成的心愿等。通过各种悼念的活动,仪式感,做一个告别,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方法都还是管用的。
沮丧期的人,我们可以陪伴他去哀悼,因为他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。但是如果在否认期的人,不要过早去提醒他哀悼,这是不同的(时)期不一样。
到最后这个状态,他接受现实,回归生活。这个(时)期也蛮关键的。我以前有个病人,他到最后说,我不能穿颜色鲜艳的衣服,一年了,他觉得我穿了,就对不起这个逝者。这个时候(其他人需要)尊重他,这是他的一种缅怀。不要去说,这都过去一年了,你该怎么样怎么样。他可能需要的时间比别人长一点。但是也鼓励他回到现实生活。
4个阶段后,就是具体的干预。(其间)这些所有反应,都是正常的,不(用)觉得羞耻。
澎湃新闻:这样看来,心理干预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钱英:每个人不一样,有的人他很快,有的人他可能就压抑回去了,严重的就很漫长。但是大部分人我们要信任,要信任他们都有自己的复原力,这也很重要。
澎湃新闻:像空难发生后,心理干预是不是越早越好?
钱英:这种安全感、稳定化越早越好。但是像刚才我们说的,专业的哀伤辅导一定是要自愿的。有的人他就愿意自己处理,他不想跟人讲,(那)尊重他,(让他)用他的方式去处理就可以了,我们提供给他一些科学的方法,提供一些平台。但是不要说“我们聊一会吧”,去揭他的伤疤,那样是容易造成二次创伤的。

坠机事故现场。新华社记者吴思思摄
澎湃新闻:如果到了现场,怎么给家属提供心理干预服务?
钱英:急性期首先要确保每个人都是有安全感、连接感、效能感的。让他们周围都是有人的,别都一个人来面对,把他周围的这个支持系统都激活起来,有家属的家属凑一块,有朋友的凑朋友,互相有个照应,有个支持。
可能会安排一些科普讲座,要告诉他们,国家还在搜救,没有放弃。然后也要告诉他们,遇到这种情况的一些反应,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对严重的问题,比如长期睡不着,这个是很常见的,在应激下,还有焦虑、经常紧张、坐立不安、比较强烈的恐慌,还有抑郁反应,比如不想活了。
澎湃新闻:急性期大概是多长时间?
钱英:有的人是三天,三天是一个阶段。过了一两周以后,就要再评估了,看看这些人都是什么情况,到什么程度,不同地处理。
认可搜救人员和空乘人员的效能感
澎湃新闻:怎么对搜救人员进行心理干预?
钱英:给他们做讲座,一方面给他们赋能,增加他们的效能感,他们是很英勇的、要进行表彰。同时告诉他,你这个情况要怎么自我保护,防止自己被二次创伤,因为你也是一个暴露者,不要耗竭自己。第三,告诉他你出现哪些反应,可能你就已经被二次创伤了,你该怎么办。
我们一方面让他能发挥作用,同时也要引导他,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能做的其实是有限的,让他不要因为自己做不了什么而自责或者失落,同时也要保证他的安全,让他跟周围人是有一个团队在联系的。
澎湃新闻:对空乘人员来说,发生了这样的空难,对他们可能产生哪些心理冲击?
钱英:危机前三天,大家反应不一样。有的人会逃跑,比如空乘人员他不干了,(觉得)太危险了;有的人是战斗反应,我要想办法把航空事业变得更好,熬夜不睡觉;还有的麻木了,呆傻了,班都上不了,不知道怎么办;还有的可能会求助,很恐慌,搞不定,得跟领导反馈,要求助,这是前三天急性期的反应。
到一个月,可能焦虑、担忧,本来就有空难,还有疫情,这事还干不干得了,以后出门可能担心会不会有问题。有过度的恐慌,(会)睡不着觉,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。甚至他要是跟这个(遭遇空难的)空乘人员关系特别好,可能那个人生前的一些画面他都会想。
像我干预过一个车祸的,就是跟那个去世的人特别好,说“我现在每天晚上做梦就想起他,一吃饭就想起我们聊天的样子。”
也有好的反应,比如去检修,更珍惜现在的生活,对家人会很关怀,会有积极的反应。
这些都是正常的,所有人都会有的。
澎湃新闻:针对空乘人员和间接暴露人员的心理干预,您有什么建议?
钱英:空乘人员,重点是认可他的效能感,同时在效能感上不要过度消耗自己,让他们能自己保护自己,提前积攒一些知识。
对于咱们这些间接暴露的人,主要是恢复安全感,让大家稳定下来。空旷的照片或者是航班上的名单,这些得注意,因为看到这些画面有些人会受不了,会勾起他的一些反应或者是恐惧。对于这类人,要积极正面地引导。
心理救援从媒体报道就开始了
澎湃新闻:您之前提到,“心理救援不是从专业人员到位了才开始,而是应当从媒体报道就开始。”
马弘:我觉得从紧急事件或者灾后心理救援、心理社会支持这个角度,媒体实际上它是主角之一。(灾后心理社会支持)核心领域有4个,除了心理专家,(还有)卫生、教育、社区、媒体,但是媒体好像一直没有把自己当成心理救援的主体。
媒体所有的操作、所有的报道实际上是直接影响到大家的心理状况的,影响到情绪——处理得好不好,接待的方式是不是体谅别人,尊重了别人,还是处理的方式非常简单,让伤口上撒盐。
澎湃新闻:您说到的这四个角色都是心理危机干预的参与者、工作者。
马弘:这个概念一定要反复讲,在灾难面前,所有参与的人或者支持人,或者旁观的人,都是专业人员。
如果有(心理)专业人员,在现场他可能能发现,哪些地方对大家影响。如果他能进到指挥部,他也提建议,或者说在陪伴上,他懂专业;另外(如果有)高风险人群,比如说有人想自杀,或者有人哭得晕过去了,完全睡不着觉,或者非常愤怒的时候,他可能比别人多一些技巧和办法,甚至是药物,能帮助这些人。剩下的就是长期的处理,如果真的变成创伤和应激障碍了,需要专业人员。
但是在现场,最重要就是急性救援。最早期抢险救灾的阶段,主要(重点)是社会支持。这不是个(心理)专业问题,可以任何心理医生都没有,如果救援搞得很好,完全可以没有(心理)问题。
怎么做好领导,怎么制定方案,怎么找志愿者,怎么有饭吃有水喝。基本的,孩子能尽快上学,媒体给他们提供有效的资源。卫生这块,能做的就是让他们少抽烟少喝酒,所有有病的人有药吃。这些就是灾后心理救援。你解决了他当下最着急的问题,他心里就好受了。
现在最着急找人,你(就)告诉他找人的消息;他着急找黑匣子,你现在告诉他找到一个黑匣子了,他就好了一点。他着急什么,你做什么。因为这个事件引发的心情的问题,不管是着急、麻木,或者针对他的丧失,人没有了“我后面怎么办?我眼下怎么办?往后怎么办?”其实都跟制定的方针有关。
武汉是最好的例子,(关于)社会支持。没口罩行吗?超市封了,小区封了,没饭吃行吗?没人送菜行吗?不行吧。没有社会支持,你说我也不管你饭,我也不管你水,我啥都不管,我派一拨心理医生过去,那啥用都没有。所以基本生存、安全,想喝水,想吃饭,想找人,想知道信息,我现在手机没地儿充电了,所有这些问题解决了,找人我找着了,你说他还着急吗?他可能就不怎么着急了。
所以媒体是特别关键的,现在媒体第一时间到现场,大家最着急的事,几乎全部都是媒体曝出。这个时候媒体是最专业人员,如果媒体报得特别到位,大家就会少很多着急。
澎湃新闻:媒体哪些能做,哪些不能做,这方面能具体讲讲吗?
马弘:报事实,看见的,不猜测,不说估计怎么样。
还有信息,我想去哪,怎么去,或者说哪有接待室,热线电话是什么。现在咱们也经常报,但是我观察了一下,它频率出现得不高。(还有)一些有用的信息,比如说现在场地狭小,不建议民间志愿者或没有组织的志愿者前来。还有一个情况媒体要报,救援的进展、安排、现况。
不要报过多的,宣传人们的痛苦、悲惨。在黄金时段不报这些,如果小孩一定要看,在大人指导下看,特别惨烈的这些。
“911”之后就有讨论、反思。报的画面冲击太多了,反复放,不在曼哈顿的人也给看(吓)病了,这种哭、悲是会传染的。可以有一些,主要还是要报道有力量的东西、在找的东西。因为灾后心理,如果他已经掉坑里了,你就光陪着他在坑里(是不行的),你要慢慢把他引到坑外边来,虽然很悲惨,但生活还得继续,我陪着你慢慢走向希望。
澎湃新闻:现在媒体的功能、作用越发突出和明显了是吗?
马弘:对,因为现在人人一个手机,随时随地查看消息,那个时候还得在报纸或者电视(上看)。所以媒体的作用比以前更重要。
心理急救就是陪伴、倾听、沟通
澎湃新闻:像您上一次参加空难后的心理危机干预,是2002年大连“5·7”空难,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?
马弘:是北航公司找到我们医院,他有员工在(飞机)上面。我们的身份是志愿者。
澎湃新闻:那个时候心理干预主要是什么样的形式?
马弘:就是陪公司的三个家庭,空乘的家属,(例如如何面对)家里孩子的问题,告不告诉他妈妈遇难了。
澎湃新闻:当时会跟家属有交流互动吗?
马弘:天天陪着他们,我们每天早上去,然后跟他们搞得挺熟的。
后来说到告别,因为有的就捞上来一些遗物,有的什么也没有找到。有个人家有孩子,他妈妈什么都没找到,最后我们就跟他放了一个漂流瓶,让他把想给妈妈写的话放在里边。
澎湃新闻:当时你们的陪伴持续了多久?
马弘:差不多一个星期,后面北航公司的工会一直在服务。
澎湃新闻:陪伴的时候,做一些什么?
马弘:没做什么,心理急救就是陪伴,陪伴就是三要素,倾听、陪伴、沟通,主要是你听他说,他们想要的事,我们帮他们去沟通,照顾他们生活,因为他们也不好好吃饭,另外就替孩子想一些表达(情感)的方式。
这个公司当时要开会,晚上给公司的人做了小组干预,保证这个会议还得继续。
公司还给他们举行了仪式,大家在海滩上放了很多风筝,写了很多话告慰亲人。
澎湃新闻:今天有一些家属去现场祭拜,沉浸在悲痛里。这个时候作为心理专家能做什么?
马弘:一样。陪伴,照顾生活,如果有孩子(帮着)照顾孩子,他们要干什么我们就陪着。